21世纪开始的第一个十年，对于媒介环境学而言，是一个蒙受损失的第一个十年。尼尔波斯曼于2003年故世，而凯利（Carey）也于2006年得到了上帝的召唤。不过，不同于波斯曼认为“媒介是技术”，凯利认为“媒介是文化”。故而，其实他是一个文化论者，他对文化的关切是他一切研究的核心，从精神上保存公共文化的任务始终贯穿在他的著作里。
另外一个他和波斯曼不同的地方是，相对于波斯曼的慷慨激昂和言辞凿凿，凯利显得更为温和。他的这个温和其实是一种更整合更包容的路子。“我同意你们大家的意见，虽然你们彼此不同意”——这句话不是说他捣浆糊活稀泥，而是他充分认识到，每个人都是摸象的盲人。
凯利从来不搞田野研究，也不搞原始数据研究，他也从来不是从一个基本原理入手然后展开论文写作，他其实是一个写思想性文章的学者——这在包括传播学科在内的整个社会学科研究中，是非常难得一见的现象。我有一本他的论文集《作为文化的传播》的中文版，读完本章，我想应该翻开此书，虽然我知道，读思想性学者的文章其实很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