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8 2010
笔记：消失的地域（第三部分）
三类角色：群体身份、社会化和等级制度
电子场景的三大特征：公共场景的融合、后区的暴露、相关地点的逐步削弱（109）
传统群体信息特征的改变导致了两种互补现象的产生：传统的群体联系重要性降低，其他联系类型的重要性上升（111）
电子媒介改变了一个人的“一般化他人”，也就是其他人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个人行为的一般感觉…新的有中介的一般化他人绕过了家庭和社区中的面对面交往，并被数百万的其他人所共享（111）
少数人群这个词中少数的含义并不是指某个群体中的少数人，而是这些成员感到他们对大社会的接触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112）
许多少数人群的成员感受到限制，可能是因为对更广泛的、更丰富的信息环境的接触突然增加造成的。而且因为知道并暴露出了某些你不能到达的地点或你无法做的事情，会使得你感到比以前更孤立（112）
人们共享的相似信息系统越多，对平等待遇的要求就越大…信息整合的最初结果是加剧社会的紧张（112）
电子媒介下的社会意识部分地是一种“有中介的意识”（113）
信息网络同化的另一个结果是产生了许多新的、更为表面化及临时的群体划分，它们的形成与现有共同信息相对统一的背景相对立（113）
二 24 2010
笔记：消失的地域（第二部分）
媒介作为某种类型的社会场所，它们以特定的方式将人们包括或排除、联合或分开（60）
新媒介与新的媒介类型可能重新构筑社会场景的方式，这类似于墙的建立和拆除，或者在物质场景中将人重新定位，或将其隔离在不同场景，或将其合并进相同或相似的场景（60）
在一个社会中，有谁能获取这个环境的信息，有谁不能？
由于这种媒介，对不同年龄、性别、种族和教育背景的人来说，在获取相同或不同的信息系统后又能达到怎么样的程度？
这个环境中能得到的信息类型与其他社会场景中得到的信息有何不同？
这种媒介的广泛应用是以何种方式影响着“谁知道关于谁的什么”？（60）
电子媒介，特别是电视，打破了人口中不同群体信息系统的分离（61）
节目制作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最少反对的节目制作”（LOP）（61）
电视次序的结构和日常生活面对面交往的结构有许多密切的关系。这些关系说明，学习理解电视的次序要比学习理解读和写的随机代码容易得多（63）
在人际传播中不礼貌的行为——只对部分听众说话，却成为印刷传播标准、有效和恰当的风格。编码的复制性以及阅读所需的努力使得只有某些人能够读某些书。书籍将特定的读者聚集到特定的信息系统（64）
二 21 2010
笔记：消失的地域（第一部分）
几乎所有评论过电子媒介的人…他们都知道，电子媒介能够绕过以前传播的种种限制，改变了传播变量中空间、时间和物理障碍的重要程度（p.9）
但是这些新模式仍然是基于对信息刺激反应的概念（p.9）
绝大多数的媒介研究都未能摆脱最初的假设，即媒介将某些东西“注入”给人们…如此，关注的焦点是媒介信息，而并非是不同媒介所产生的不同信息流动模式（p.10）
使用与满足…完全将旧的刺激-反应模式颠倒了过来。它表明，人们通过有选择地使用信息对媒介所产生的影响比媒介对人的作用要大得多。…但它依然着重于信息的内容。（p.10）
即使是批评家也常常回到注重内容的老套路。…媒介本身被当作了中性的传送系统…将电子媒介仅仅看成是原已存在的环境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新的媒介可能会将家和其他社会场景转变成具有新的社会行为模式、情感和信仰的新的社会环境。（11）
相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很早就指出，社会工业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是新的生产方式本身对一些可变因素的影响（11）
我们需要知道两件事：一是媒介的变化怎样会改变社会环境；二是社会环境的变化可能对人的行为有何影响…媒介理论——对不同传播媒介创造的不同文化环境进行历史性的、跨文化的研究；场景主义——研究社会场景塑造社会行为的方式（11）。
伊尼斯认为，不同的媒介对控制有着不同的潜力…每种传播媒介都有一种“偏向”（12）
麦克卢汉分析媒介时认为它是人感知信息或处理信息的延伸，并且指出，使用不同的技术会影响人类感知的结构（13）
人们对同自己一起居住，对自己能听到、看到和接触到的人的忠心发生了改变，转移到了对一个特定地区里抽象的“国家”或“兄弟友爱”的忠心。对麦克卢汉来说，西方社会的理性和文明行为的许多特征都可归因于印刷媒介的影响（12）
二 17 2010
笔记：媒介环境学 第十三章（终章）
在上一章的笔记中，我大概用了百八十个字提到了谷登堡革命为什么会被称为革命的原因。事实上，我们中国古代包括活字印刷在内的四大发明统统没有转化成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就是无法称之为某种革命），根本上和我们认为技艺都是“奇技淫巧”有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需要前提的，因为科学技术并非就是生产力。
本章详细讨论了印刷术对于社会的影响，当然，只是对西方世界的（或者说欧洲大陆以及后来的美国）。毕升活字印刷未能对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例子，也可以很雄辩地证明“技术决定论”过于武断了。有很多原因会促成社会发展或者不发展，技术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力量。故而，技术实用主义显得比技术决定论更符合事实。
毕升活字印刷未能普及的原因很多，譬如汉字实在太多，远远超过了26个字符；再譬如古代中国雕版技术的成熟而不愿意看到有新的发明与它竞争，而欧洲并不存在雕版印刷。
印刷术带来重要的影响有：民族主义出现、宗教改革兴起、现代科学发展、个人主义哲学诞生、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壮大、童年观念形成，当然，还有最明显的影响：文化普及。
二 17 2010
笔记：媒介环境学 第十二章
本章考察的是口语和文字的影响，也就是口语时代和印刷时代。在展开笔记之前，先说一个昨儿我半夜看的视频（电视节目）。
视频探讨的是“外星人究竟有没有来过地球”，赞成这个论点的三个嘉宾，反对的则为两个嘉宾，其中一个，很标签的，坐着狭隘科学主义的迷信者方舟子。他的战友提出一个很荒谬的观点，那就是如果外星人没我们先进，就来不了，如果比我们先进，就没必要来——大有点“凡是《古兰经》上没有的，都不应该保留；凡是《古兰经》上已经有的，都没有必要保留。”式的诡辩色彩。（这位北京天文馆馆长说出来后大概自己都觉得不妥，修正为即使来了以他们的先进也可以做到 “踏雪无痕”，不让我们发现）。
UFO是我小时候很感兴趣的东西，曾经订阅过《飞碟探索》。UFO来历为何，排除恶作剧式的人造物或可以解释但看差了的现象，大抵上分为外星人和未来地球人回到现在两种观点。无论哪种观点，我相信，对于媒介环境学的学者而言，如果有机会让他们去一个不太发达的文明，或者回到过去，他们一定会选择书面文化刚刚切入到口语文化的那个时段，去观察在那个时代中，高等智慧生命的社会究竟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人类历史的主导沟通媒介发生的转向只有两次，一次是文化转变为文字，一次是印刷（文字经过漫长的时间后，文字转化为印刷后也引起了巨变）转变为电子。后一次距离不久并尚在进行中，也有大量的文献和研究可以参照，而第一次，实在是年代久远，但那种转向，对人类文明的意义，的确值得屡次驾驶UFO去研究那些尚未完全开化的部落（或者就是过去的我们）。
本章和下一章不再围绕某个特定的学术人物进行研究回顾，切入面是某种研究领域。
二 15 2010
笔记：媒介环境学 第十一章
这一章的笔记和上一章的笔记，中间隔了三天。这不是因为过年造成的。事实上，在过年的三十也好，初一也好，我还是在努力中。中间隔了三天的原因是，这个只有22页的一章是相当艰深的：包含着大量哲学和符号学的命题。
本文作者鲍威尔斯教授，是我母校的一位教师。很遗憾，我从未得到过他的耳提面命，那是因为我入校选课的时候，基本上压根不知道“传播”为何物。他的学术水平可以点击这里获得。在本章的最后一节，鲍威尔斯教授展示了他野心勃勃的构想。我至今尚记得在学校的时候，问过朱立教授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传播学内所有的研究和理论“拎”一下的？朱教授说：也许有人在做，但并没有一个“拎”的结果得到普遍的认可。我衷心祝愿，鲍威尔斯的努力，未来会得到广泛的承认。
继续朗格的研究。朗格是一位哲学家（望而生畏的三个字），长达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她写了九本著作，其中《心灵》这本还没写完。看来关于哲学的问题，无论是读还是写，都是一项艰深的工作。朗格不是一位传播学者，但她在哲学以及符号学上获得的成就，却可以成为媒介环境学向前拓进的有力工具。本文作者提取了朗格的八大命题，并认为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地理解符号媒介。
二 12 2010
笔记：媒介环境学 第十章
我至今记得我这辈子读书最痛苦的一段时候，那是06年夏天，为了我的毕业论文，我不得不涉足到“符号学”这个领域，那些抽象的概念使得我几乎一天只能看上个几页。我必须承认，对于能指啦意指啦所指啦语言啦言语啦之类，我到今天也只是很表面地了解了一下。符号学的根本在于“语言学”，而我在这上面，多年的教育只是在教我怎么写作文，怎么辨析中心思想，怎么区别“排出”和“摸出”的修辞差别。基础之差，真得让我痛苦不堪。没想到，数年之后，我又要面对它们了。
先大致介绍一下萨丕尔-沃尔夫假设，这是语言学里非常有争议的假设。这个假设分为两个部分，后一个部分是对前一个部分的修正。
第一个部分是强势说，也是这个假设的初始版本，又被称为“语言决定论”，即一个人的思维完全由母语决定，因为一个人只能根据其母语中编码设定的范畴和区别定义来认识世界；第二个部分是弱势说，是初始版本的修正，认为语言、文化、思维之间具有相关性，又称语言相对论，即语言结构有无限的多样性，因此一种语言系统中所编定的范畴类别和区分定义为该语言系统所独有，与其他语言系统中所编定的范畴类别和区分定义不同。（争议性就在于根据这个假设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学习外语是不可能的。一个中文为母语的人要真正掌握英文，就必须将ta的思维全部切换成英语思维。）
虽然这个假设的命名是萨丕尔在前，但实际的主要阐述者是沃尔夫。沃尔夫是萨丕尔的弟子，把老师放在前面，看来是超乎语言的全球性的应有之意了吧。
二 11 2010
笔记：媒介环境学 第九章
21世纪开始的第一个十年，对于媒介环境学而言，是一个蒙受损失的第一个十年。尼尔波斯曼于2003年故世，而凯利（Carey）也于2006年得到了上帝的召唤。不过，不同于波斯曼认为“媒介是技术”，凯利认为“媒介是文化”。故而，其实他是一个文化论者，他对文化的关切是他一切研究的核心，从精神上保存公共文化的任务始终贯穿在他的著作里。
另外一个他和波斯曼不同的地方是，相对于波斯曼的慷慨激昂和言辞凿凿，凯利显得更为温和。他的这个温和其实是一种更整合更包容的路子。“我同意你们大家的意见，虽然你们彼此不同意”——这句话不是说他捣浆糊活稀泥，而是他充分认识到，每个人都是摸象的盲人。
凯利从来不搞田野研究，也不搞原始数据研究，他也从来不是从一个基本原理入手然后展开论文写作，他其实是一个写思想性文章的学者——这在包括传播学科在内的整个社会学科研究中，是非常难得一见的现象。我有一本他的论文集《作为文化的传播》的中文版，读完本章，我想应该翻开此书，虽然我知道，读思想性学者的文章其实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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